我那些该死的艺术细胞
孩子们刚开学那天，我和同学春花及梅子见了一面，一见面，春花夸我穿着打扮有艺术细胞。
她这话把我逗笑了：“哈哈哈，我还有艺术细胞？你看着了？”
其实，那天，我只是穿了件绿半袖T恤，翻领是白色的，下穿白长裤，脚上是一双米白色的矮跟鞋子。
要是说这打扮有啥讲究的话，就是白裤子和白衣领有呼应，米白色鞋子和我背的米白色小包有呼应，有了呼应，就不觉那么单调突兀，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顺眼罢了。
哪有啥艺术细胞呢？不过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来挖一挖，我身上是不是有艺术细胞吧。
论说，要是在音乐和绘画这两方面选，我首选音乐，确实是自小就真心喜欢。
最早在小学唱的歌，是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。音乐老师是男的，姓李，是我邻村的，他说话时有些结巴，但唱起歌来却一点也不结巴。他写的字也很好看。
那天唱这首歌时，他说：“我写了一首歌，今天教你们唱。”
老师把歌词抄在黑板上，一句句教我们唱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挥动鞭儿响四方，百鸟齐飞翔……”
我心里想着：“老师这么厉害呀，还会写歌，而且这歌这么好听这么美，心里对老师的敬佩油然而生。
随着歌声，我的心似乎飞远了，我的眼前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，草原上驰骋着一匹匹枣红色的马，其中一匹马的背上，是一位身穿白袍头戴红头巾的姑娘，她正扬鞭策马，朝着我来奔来，又背向我远去了。
对！当时，在我仍旧贫瘠的家乡，在我从未离开村子方圆五里地的地方，我的脑海里，就是呈现了这幅美景，这幅美景，是乘着歌声的翅膀展现在我面前的。这幅美景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直至今天。
当然，多年之后，当我也当了老师，我才知我老师教唱这首歌时骗了我们，那根本不是他写的。
上初中时，我家有了收音机，我只喜欢听“每周一歌”。上高中时，上着课听到街面店铺里放的歌，心就跟着跑了，是那种心痒的感觉。
那我这点儿艺术细胞，又源于谁呢？还是先说说我的哥哥们吧。
当时的“每周一歌”，大哥让我记歌词，他负责记乐谱，那首歌，是《父老乡亲》。大哥这本事，当时惊得我一愣一愣的。大哥还会拉二胡，吹葫芦丝。
二哥不仅会拉二胡，还会弹电子琴，凡是会唱的歌，他都能弹出来。
三哥是学校宣传队里的骨干，是拉板胡的，用当时的话说，就是拉头弦。三哥画画也很好，上初中时，他用图画本画过连环画，小鱼呀、水草呀、树木呀，画得惟妙惟肖，过年时，贴在了北墙上。他还画过别人推磨的人物画，也很逼真。多年后，他在自己家里客厅的墙上，还画过入情入境的江南小景呢。
我呢，在学校宣传队里拉过二胡，拉过小提琴，但都随着学校宣传队的解散而不了了之。后来，我自己学着吹口琴，弹脚踏琴、电子琴，都是半瓶子醋，上不得台面。
我们几个有这么点儿音乐细胞，要说是遗传应该是遗传了我的母亲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见父亲唱歌或唱戏。
我的母亲，1927年生人，要是还在世，已是95岁高龄了，可她，早在她83岁那年的冬天离开了我们。
母亲没上过学，但她记性好，嗓音也细，绝不像村里那些粗门大嗓的婶子大娘，她的爱好就是听书听戏，《赵美蓉观灯》《卷席筒》这类戏，她能从头唱到尾。
母亲曾说，要是她有学上，不会比当年那些洋学生差。这话，我完全相信。
挖来挖去，我这些艺术细胞，多亏了母亲，才让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单调。
只说我唱歌吧，虽上不了台面，但开心时唱几句，“我生在这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”；不开心时也唱几句，“娘说过那二十六年前，数九寒天北风寒”。
想母亲时，唱“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下”；想父亲时，唱“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”……
因着对唱歌的喜欢，去年一退休，我就去报了个老年大学合唱班，可上了一学期，时间太赶，毕竟我得以照顾孩子为主，而且，偶尔还会有集体活动，可我的时间实在有 限，上合唱班的事，只好作罢。
但是，孩子们上学后，我在家总得有点儿事干，于是，退而求其次，现在就开始学画画吧。一周学3节，一节课2个小时，在家视频学习，而且可以无限次回放，这对于我来说，特别方便。
还有一点，大树也是喜欢画画的，所以，我可以先学，大树有空时也可以学，资源利用最大化，这一点，特别好。
虽然，刚上手画画，画得并不顺，不是运笔有问题，就是配色欠火候，问题不少，不过，只要开始了，我就能坚持下去。
人生过大半，往昔只如过眼云烟，即使喜欢的事很多，也都没坚持下来，也从没有在某一方面深耕，所以，就成了目前“样样喜欢，样样稀松”的现状。
当然，现在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改观，只是偶尔喜欢一下，满足一下自己内心里小小的喜欢而已。
如今，已过知天命之年，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些事情，这个年纪，那些所谓的成绩或成功，统统靠边站吧！先打发自己开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所以，至于那些艺术细胞，要是我身上有的话，也让它们该死就死吧，哈哈哈。谁让它们没有选择好土壤呢？选择了我，就是它们的错误，只有枯萎的命。
至纯，至简，至乐，这就是我目前所追求的生活，别无其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