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双蘸过猪血的新鞋子
好多年过去，依然忘不了那双蘸过猪血的新鞋子。才穿四天就没了，还差点连命也搭进去。鞋被踩掉了，蹲下去摸鞋，却被人踩到了脚下……
醒来时，发现躺在一个桌子上，身边围满了人。身上盖着一件大衣，应该是身边站着的某个解放军的。广场上正在放电影，也不知道是啥片子。身上很疼，却说不出来哪里疼，只顾着哼哼唧唧哭。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父亲来了。他拨拉开众人，走近我的同时，就抡了一巴掌。不记得哇哇大哭没有，或许是没有哭出声来。因为被踩时已经哭哑了嗓子，好几天说不成话。至于那一巴掌，没有觉得委屈，后来更明白了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
父亲是听到消息之后赶过来的，听说我还活着，而且鞋子也丢了，连忙去一个熟人家里找了一双旧鞋子。旧鞋子很破，还大了好多，只能当拖鞋一样套在脚上，踢踏踢踏着，跟在父亲后面走回家。
那一天，是正月初四。那个正月，还有那个春天，穿着哥哥的一双胶鞋，俗称解放鞋。记忆里，这是我们兄弟当中第一双花钱买的鞋。盼望着天气赶紧暖和了，可以自己编草鞋穿。但是，冬天来了又咋办？愁的人心酸。不敢指望妈妈再做一双，她太忙了。而且，买鞋面布还得花钱。
那时候，妈妈每年给我们做一双新鞋，与新衣服一起穿着过大年。做鞋很费工夫，从打浆糊打褙子开始到做成鞋，要搭进去好多时间。褙子是在旧布上把浆糊涂抹匀称，贴在平整的墙面或门板上，有的中间加一层棕片，等干透了揭下来使用。按照脚的大小剪成鞋样，蒙上鞋面布和鞋里子布缝好，这就是鞋帮，再与鞋底缝在一起。鞋做好，一般得用鞋楦子撑几天才能上脚。鞋面用钱凭票购买，俗称扯鞋面。大多数用条绒和平绒，条绒高级，而且贵。布票又叫布证，条绒又叫灯草绒。妈妈给我们做鞋，都用灯草绒。穿上新鞋从村里经过，都会赢得一片赞叹声。心里确实很自豪，他们家的鞋样都是妈妈给剪的。妈妈是村里剪鞋样和裁衣服的把式，许多人的鞋样都出自她的手。
最麻烦的是砌鞋底。鞋底也是先剪样，得有一块整布垫底，然后用铺衬砌。铺衬是碎布头的俗称，涂上浆糊一层层堆砌。鞋底分毛底和白底，毛底是杂色铺衬砌成，白底是挑拣白色的铺衬砌边儿，中间堆砌填充杂色的，鞋底子就是白色边儿，讲究的还用剪刀把鞋底侧面刮得毛绒绒的，配上黑色灯草绒鞋面，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一大堆铺衬也就是碎布片，被砌成薄厚差不多的鞋底子，也算是技术活，得平展平整，层数也差不多。心想，应是一边砌一边数着的。妈妈没有做过毛底的，一直都是白底子。
最辛苦的是纳鞋底。砌好的鞋底干透了，要一针一线纳。主要工具是大号针和顶针，再没有任何辅助工具。后来见到外地人纳鞋底用的夹板，感觉妈妈她们也太难了。当然，夹板纳鞋底做的所谓千层底鞋，都是用麻绳纳。村里没有麻，做的鞋子全是自己纺出来的棉线或买回来的洋线合成的。妇女们下地干活时，一般都带着鞋底子，趁歇气时纳几针，有的甚至边路走边纳针。听说，有妇女借口解手，跑到背人处纳鞋底。男队长又不能亲自去找，便大老远扯着嗓子喊，着急了还骂人。父亲是大队干部，绝对不允许妈妈带着鞋底子下地，她收工了还得做饭忙家务，晚上才能在油灯下纳鞋底。只见她吃力地把针扎下去，用顶针顶出来，再用食指拇指捏住针往出拔，然后一节一节拽线绳，抻着劲儿拽紧，不能使蛮力拽断线。每当妈妈做鞋的那阵子，手上都布满了勒出来的槽痕，甚至还有血印子。
新鞋蘸猪血，当时很流行。他们说，蘸了猪血的鞋底子耐磨。杀猪的时候，用新鞋子的鞋底去蘸喷洒在地上的那一滩滩猪血，然后晾晒干了。之前，只是见过，从没蘸过。尽管家里年年杀猪，但跟鞋子做好的时间碰不上。那一年杀猪晚了点，妈妈早把鞋做好了。于是，杀猪的时候，我们提着新鞋焦急地等待那个庄严的时刻。待杀猪匠一刀捅下去的瞬间，猪血喷涌而出，绝大部分进入早就预备的盆里。然后，我们走过去小心翼翼地用鞋底子蘸猪血，生怕把鞋底外侧给弄脏了。猪血糊糊一旦渗进白底子，很快就变成黑乎乎的，清理不掉，鞋子会很难看的。用指头摸一摸鞋底上晒干的猪血，好像还真是硬硬的。
初四的下午，听说驻扎在中学的解放军要放电影，吃了晚饭就赶过去。中学大门紧闭着，说是解放军还在开会，等会开完了就放人进去。人越来越多，我们被挤在了大门的跟前，喘气都很困难。好不容易等到了大门打开，就被后边的人推着往前走。感觉鞋被人踩掉了，挣扎着蹲下去摸鞋，只感到后边的人全爬在了我的身上，然后啥都不知道了……听说，被踩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是解放军冲过来抢救出来的。事后还想，那双新鞋确实有点大，才那么容易被踩掉。许多小伙伴的新鞋子，都把后面缝住一点儿，等脚长大了再放开。我们兄弟多，妈妈只是适当做大了一点点，实在穿不上了有弟弟们等着穿呢。
中学阶段，是在差点被踩死的这所学校里就读。很幸运，中学居然设了初中部，在我们上高中后不久又撤销初中部。很纳闷，读书的那些年，很少想起大门口的惨痛遭遇。那天晚上躺过的地方，是学校的会议室和会议桌，作为学生干部没少在里头开会，都没有想起过曾经的狼狈样子。上学要是去早了，就在外边等开门，冬季还会靠着门挤油取暖。偶尔，个别调皮捣蛋的呼喊门房大叔的外号，然后大家扯开嗓子发泄一通。被惹生气的大叔，会把洗脸水隔着门缝泼出来。后来发现翻墙进校很好玩，就很少在大门口等开门了，赶早操的话就从大操场翻，不上操就从教室附近翻。门房大叔对我挺好的，下了晚自习只要发现我或大哥谁先单个儿出来，都会告知我们等待另一个。所以，从来不参与他们瞎胡闹的事情。
从考上大学开始，便告别了缺衣少鞋的日子。漂泊在六盘山区的那个夏天，思念家乡，思念亲人，不仅想起了那双蘸过猪血的新鞋子，还联想到上了年纪的妈妈开始戴花镜，便写信让妈妈给我做一双布鞋，点名要灯草绒的。很快，妈妈寄来了包裹，里面装着一双崭新的松紧布的灯草绒布鞋。密密麻麻的针脚，毛绒绒的白底子，穿在脚上是那么的合适，令人高兴到了心花怒放的程度。然后，赶紧脱下来拍了又拍，用嘴巴吹了又吹，又装进那个包裹布里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。早就不缺鞋，更舍不得穿，只是想收藏起来当作永远的纪念。鞋子和几十部名著装在一起的，等出完长差回来再打开箱子时，鞋帮几乎被老鼠啃完了，鞋底也被啃得犬牙交错，那些名著朝外的书脊也被啃烂。但凡有浆糊的地方，都被啃光了。捧着不成样子的鞋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恋恋不舍地扔进了垃圾堆。这件事，从没跟妈妈提起过。
多年后，领着儿子经过那座校门，告诉他说这是爸爸妈妈的母校。他随即说，那就是我的奶奶校。再经过的时候，他大老远就会说，前面是奶奶校。只是，没有给他细说过差点被踩死的故事。母校的围墙已经变成了栅栏，里头的教室早从平房变成了楼房，那座大门居然没有更换过，无论是门楼还是门扇。感觉不再是曾经的伟岸高大，却是亲切依旧。还有大门里那座照壁，还是原汁原味。想当年，初中班主任老师是远近有名的书法家，照壁上的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就是他的手笔。写字的那一天，我还在旁边打过下手，看着他抹好水泥，再用钢筋棍子勾勒好字体，然后用铲子清除掉多余的水泥。那幅标语，居然牢固如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