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知音》丢哪儿了？

确切地说，《知音》是一份杂志，湖北武汉出的。前些年，我所了解的，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报刊亭常见，现在不知如何。

九十年代中期，我从承德调至京城，爱人和几岁的女儿跟着过来。那时爱人没有工作，为解个闷儿啥的，给她订了两份杂志，其中就有《知音》，另一份是《读者》。

女儿上学后，给她订的《萌芽》《少年文艺》。我呢，则有《新华文摘》《杂文选刊》。

爱人操持家务，带孩子，抽空翻阅杂志，看完还用笔签上“阅”或“已阅”，大概是做个记号。刚来北京那几年，人生地不熟，赶上通货膨胀，生活很苦，一两份杂志，算是精神生活补充。

漂泊在外，行踪不定。尤其部队，“砖”的意识强烈。愿做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在石景山待了12年，2006年工作变动，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来到丰台。搬家时，书籍、报刊，挑挑拣拣，淘汰的淘汰，不轻易丢弃。

眼下，因疫情活动受限，有的是时间，冒出五花八门的想法。想起前些年订的《知音》杂志。绝非惦记封面上清一色的女郎，是否潜意识里的某种感知？

近些年，又搬过两次家。于是，翻箱倒柜，这里找，那里寻，部分《读者》《少年文艺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杂文选刊》还在，唯独《知音》不见踪影。一种怅然若失。

脑子记忆一片模糊。那几十本《知音》杂志，是在石景山给淘汰了，还是这边搬来搬去弄丢了？没当废纸卖，这有印象。究竟丢哪儿了？这要问你自己。

也许你会说，几十本旧杂志，有啥值得遗憾、留恋的。

其实，我是在想，当初订杂志，那时年轻，考虑的只是一份有特点的杂志，从兴趣偏好及其价值上，没有好好保存，再也找不着。大惊小怪，随便你怎么说。

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打量的，“知音”俩字，在物质增长社会，内涵丰富，十分难得，不是显得更典雅、更温馨、更珍贵吗？世间的确如此，知音难觅，知己难求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无论你所爱的人，还是新朋旧友。

爱人看我的心思被什么缠绕，问，咋回事？

我跟她说《知音》没找着。

她挑理儿，哈，要说也是，自己的，闺女的，你留着哩，别人的，心不在焉。

我说没啥，也不是故意的。

爱人半安慰半欣慰，“丢就丢了呗，人不是没丢嘛。”

知音，生活中的知音，龙马精神，这怎么能丢呢。

是滴，细枝末叶，杂志到底是没有白找，且行且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