赶大集

老家把逢集叫逢场，赶集叫赶场。周边有三个集市，逢场的日子分别是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。距离我们最近的，是三六九逢场，三天一场，逢十无场。

赶场，是那个年代农村人进行买卖交易的主要途径，用自家的农副产品换取油盐酱醋乃至布匹鞋袜等。能被家里大人领着去赶场，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，不仅仅是见世面，主要是有好吃货，甚至坐食堂，买新衣鞋帽啥的。如此这般，绝对是“赶圩归来啊哩哩”。

距离集市本来不算远，家里人口多，日子不富裕，更没想过坐食堂。爷爷没有生病时，特别爱赶场，他待人真诚，善于结交朋友，赶场聚会才是主要的。只要去赶场，就会给我们带些吃货回来，把我们招拢在一起，一个一个分发到手里。那种感觉，特别的幸福。

有一次，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观看批斗大会，大人们给记工分，小孩子跟着玩。商贩们在会场外卖东西。我哼哼唧唧地缠着妈妈要吃货，妈妈很耐烦地说你回家拿去。她指的是水瓮里的黄瓜，那是爷爷早上摘下来的，说泡在凉水里不容易蔫。我又困又乏懒得动，根本不知道妈妈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会被打发到街上灌醋，顺便逛逛街。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了堂爷爷，他拦住贩子给我买了二分钱的杏子，他不停地给贩子说，装高，装满。然后拽开我的书包，把那一碗杏子全部倒了进去。看见了围观者羡慕的眼神，那时候有的生产队工值也不过几分钱，比我们队的好几毛钱工值差了老远。

纳闷，钱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一碗杏子二分钱，一斤醋六分钱？我们家有柿子树，柿子红了会夹下来做柿饼、暖甜柿、放杷柿。做不成柿饼和暖柿的，摆放在楼上铺好的稻草上，会变成软软甜甜的杷柿，撕开口子，用嘴巴一吸，满嘴的蜜甜。有一次带的杷柿没顾上吃，同学要一分钱买，就卖给他了。后来，就有人预约，一分钱一个。一个方格本子六分钱，值六个杷柿。有的生产队全劳力干一天，也就值几个杷柿或一个本子？

生产队是集体干活挣工分，以种地为本的农民也没必要场场必赶，一般是就近赶场做点最紧要的交易，添置点生活生产必需品。所以，逢场那天早上收工回来吃完饭，赶场的就不再上工了。个别的贩贩手，不屑于挣工分，就倒腾东西在三个场之间转悠。只是，他们是被批判的投机倒把分子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对象。

据说，为了抓革命促生产，落实以粮为纲方针，确保农业生产劳动，上头要取消三天一场的习俗，改为十天一场，叫社会主义大集。最早开大集的是舅舅家附近那个集镇，妈妈就在那条街上长大。尽管亲外婆住到乡下的农村，把妈妈带大的外婆也改嫁到了坝里，那个大院早被没收了，与那条大街再也没有了联系，我却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每次去舅舅家时总会想着法子去看看。

开大集的事情，说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被宣传到了人人皆知。走亲戚顺便看热闹，在距离街道还有好几里的地方，见到了路两侧长长的队伍，还在一支队伍里看见了一张熟面孔，按辈分叫他外公，胳膊下夹着一双旧布鞋。再看排队的人，每个人都拿着点东西。原来，社会主义大集就是要取消甚至禁止自由贸易，集中通过供销社进行交易，队伍的终点就是供销社的院子。

戴红袖标的人来回穿梭维持秩序，基干民兵背着枪巡逻警戒，广播车播送社会主义大集的政策规定，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。这个集市本来就不在平川，主街道蜿蜒于沟底的小河边，两端又绕到了山坡上，房屋树木错落有致，一下子在大街小巷里塞满了人，整个都是乌央乌央的热火朝天。街道背后的平地上是学校，把操场主席台搭成了戏台，宣传队在台上演节目，台下也是人山人海。

这个阵仗没有在我们附近那个集上重现，倒是市管会的红袖标查人抓人，套路跟现代城管某些做派差不多，只不过没有统一服装和车辆装备，倒是没听说有打人的。或许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更要讲阶级斗争，偷偷摸摸的事情，本来就缺乏理直气壮。被市管会逮住的，交易的物资和工具都会被没收，然后进学习班教育，甚至还会在逢场时弄到大街上鸣锣开道游街示众。

大集没有兴盛起来，逢场赶场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。那年正月，生产队的甘蔗出窖，分到家家户户，要么自己吃，要么逢场卖。吃不完那么多，姑姑就领着我们去卖甘蔗。甘蔗长短粗细不一，只能论斤两卖。家里只有十六两的老称，借粮借物彼此认可就行，卖甘蔗就显得很别扭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卖掉好几根，剩下的扛回来自己吃和送亲戚。

初中时学校的运动会统一服装，是五六块钱一身的线衣。逢场那天，放学回家吃完饭，妈妈帮忙从窖里取出一担苕，让我挑到了集市上。眼巴巴地盯着熙熙攘攘、嘈嘈杂杂的人流，生怕人家没有看到我的红苕，还要竖着耳朵倾听学校的铃声，担心上课迟到了。妈妈总说我怕她讲价吓走了买家，却不知道我心急火燎的是怕迟到了挨批。

上了大学乃至后来的岁月里，赶场是儿时记忆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每次探亲时必不可少的举动。在万元户大出风头的时候，我们的扯皮亲戚也就是妈妈的表姐妹家成了众人仰视的首个万元户。他们就是辗转于三个集市摆摊卖布，把架子车换成了三轮蹦蹦车，还在街上和学校旁边开了门面房。当然，与人为善，大方热情，也是他们致富的重要秘诀。

土地承包之后，生产队的场房闲置，折价出售给社员。能说书爱打牌的那个堂叔抓阄获得购房权，第一个动作就是从仓里掏出粮食挑到集上卖。赶场路过，只见他头戴草帽坐在烈日之下，眼睁睁地从盛粮篾笼前走过的人流里搜寻买主。心里帮他掐算，卖光承包地所产粮食还不到那座房子的五分之一价钱。农民的不易，可见一斑。那笔账咋还清的，没有打听过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近些年回故乡时没有了赶场的兴致。集上的街道多了好几条，不仅比老街道宽敞许多，而且是绿树成荫。门板铺房还留下半条街，是不是等着打造特色小镇？只是，逢场时稀稀拉拉没有人气，就连曾经风靡一时的交流会，再也没有号召力，也撑不出当年的规模来。乡下早就交给386199部队镇守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，不仅是当年世博会主题，也成了乡下人的追求与观念。现如今，城市都是有街无市，更别指望乡下集市了。乡愁难觅，已经成为心酸的话题。